大臣的首领。
奕劻以非近支无军功的身份，享有这份少有的殊荣，获得这样显赫的地位，并非有过人的才干，而是一为运气好，二为深通结欢固宠之术。究其实奕劻丝毫不具宰相之才，若论其德操，则与小人无异。其品性上的最大特色是贪婪无厌。
奕劻一进枢垣，便把天下各府县的肥瘠贫富摸得烂熟，按等级索贿卖缺。有即将外放者来访，奕劻说：“你稍等一下，马上就有富裕之地缺出。”来人明白，遂送来银子，奕劻视银子多少择地而放。他在王府中私设一个仓库，里面放的全是行贿者的金银钞票。隔几天他便统计一次，某人送了多少钱，某缺当由某人放。好几种野史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奕劻将受贿所得的金银都存于京师外国银行，一则保险，二则保密。一天，英国汇丰银行的一个华人职员，因在妓院里与奕劻的儿子载振争风吃醋而受辱，决心报复他家。此人与御史蒋某为朋友，对蒋某说，早两天奕劻在汇丰银行存了六十万银子，银行里其他人都还不知道，这是索贿之财，你可上疏弹劾他，朝廷必会派人到银行查询。若奕劻要保名声，则不会承认这笔银子，那我们对半分掉，一夜之间都成为大财主；若他不做声，我们如实告诉查办者，那么奕劻将因此而罢枢要，你将因此得直声而名震天下，日后必获大用。蒋某闻之大喜，立即上疏。奕劻果然不承认，汇丰银行也查不到这笔款子，蒋某虽因诬告而去职，却获得三十万银子的巨款。
奕劻就是这样一个贪财好货之人。他这个弱点，正好为一心想谋取最高地位办最大事情的袁世凯所利用。
过去荣禄主军机处，袁世凯竭力巴结，但荣禄对袁总存有提防裁抑之心，曾对人说：“戊戌年袁世凯虽泄了康梁一党的秘密，但其人雄鹜，未可全信。”话传到袁世凯的耳中，他很惊恐。袁怕荣禄，就像唐朝安禄山畏惧李林甫一样。袁在直隶说话办事，一向得看荣禄的脸色行事。后来荣禄病重，奕劻入主军机处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的时候，袁派心腹藩司杨士骧带上十万两银票进京谒见奕劻。奕劻见了这样一张大银票，想接又不敢接，说：“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钱？”杨士骧说：“袁宫保知道王爷马上就要入主军机处了。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要进宫伺候老佛爷。老佛爷身边那些太监们都是缺钱的饿鬼，王爷少不得常常要打点他们。袁宫保说，这十万银子不过是供王爷初到任时的零花而已，以后还要特别报效。”
奕劻听了，也不再客气就收下了。没过多久荣禄病死，奕劻果然继任。杨士骥说的话也兑现。自从奕劻进军机处那月起，直隶总督衙门便将送银子给庆王府当作头号大事来办。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遇到庆王和福晋的生日，摆酒唱戏请客的一切费用都由袁世凯一手包下来，甚至王府的儿子结婚、格格出嫁、孙子满月周岁等所需开支，也都由袁世凯预先安排，不费王府一文钱。那情形完全是仿照各省的首府首县侍候督抚的办法，而出手之大方用心之殷勤，又更为过之。
源源不断的银子没有白花，换来的报酬是庆王成了直督的代言人。遇有重要事情，无不预先通声息，甚至连简放外省督抚藩泉这样的大事，奕劻也必商之于袁世凯，按他的主意办。然则袁世凯哪有这多不能报账的银子供他行贿呢？
原来，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曾将淮军银钱所的羡余之银八百多万两存入直隶藩库，未上交朝廷。这八百多万两银子乃是李鸿章带淮军数十年间由截旷、扣建而积存下来的。袁世凯继任直督，便也就继承了这笔巨款。这八百多万两银子完全由他一手支配，无需报朝廷审批。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将这笔银子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训练北洋新军，一是给当道者送礼，送给慈禧、庆王等人的重礼即出于此。
袁世凯有庆王做他的傀偏，对于载沣、铁良等人的嫉恨也不怎么害怕，他要伺机把失去的军权再夺回来。不久，便有了一个好机会。
这年秋天，盛京将军赵尔巽上奏，说东三省形势危殆，办事困难，请朝廷派重臣前去查看，共商要政。奕劻将此事与袁世凯商量。袁世凯寻思东北乃满洲发祥之地，朝廷一向十分重视，不如借此机会将陆军部夺去的四镇兵力分出一部分去东北，然后再将这部分兵力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这样做名正言顺，不露痕迹，陆军部有苦说不出。于是他建议改革东三省宫制，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由徐世昌去担任。黑龙江、吉林、奉天均设置巡抚，由他的亲信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去充任。这样，既夺回了被陆军部抢去的部分兵权，又把东三省变为自己的领地，真可谓一箭双雕。如同往日一样，奕劻全盘接受了这个建议。
过了几天，朝廷派出奕劻之子、贝子衔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及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为考查大臣出关。载振与徐世昌在东三省转了一圈，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天津停了几天，以袁世凯为首的天津官场自然招待得无微不至。
二十多岁的贝子载振胸无点墨，完全是倚仗门第的高贵而位居尚书。与父亲的贪求银钱不同，他的爱好在声色犬马。一到天津他便被一个名叫杨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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