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大臣喜笑颜开。
兴奋了几天后，徐世昌的心头忽然冒出一股冷意来：差事固然美，但回来交差却是一件难事。他满肚子的四书五经，自从小站练兵以来又增加了不少军事学问，要写这方面的高论宏议可以挥笔而就，但关于宪政，关于西洋这个法那个法的，他却一窍不通。见人，出席宴会，语言不通，可以由翻译代劳，但谈起宪政来，自己既提不出问题，别人谈起，也会茫然不知所对。几个月的走马观花，到头来会连个花名也弄不清楚，还能谈得上花是如何栽培出来的吗？想到这里，几天来的兴奋荡然无存了，代之而起的是满腹优郁。
夜晚，戴鸿慈来访。还没等徐世昌诉苦，戴鸿慈便把相同的苦恼和盘托了出来。两位汉大臣面对此难题都一筹莫展。隔壁胡同里，镇国公府邸红烛高烧，喜庆的筵席还未散，悠扬的笙歌不停地传进来，愈加使他们烦恼。
“镇国公不知想过这件事没有？”戴鸿慈皱着眉头问。
“他哪里腾得出心思想这些，喜酒还吃不赢哩！”徐世昌指了指国公府的方向说，“从十二日起夜夜闹到一两点，也佩服他有这大的酒量，这好的精力。”
徐世昌今年五十岁了，不能多熬夜，早年穷书生的苦寒、黑翰林的清贫，使得他没有灯红酒绿征歌逐舞的爱好，也看不惯官场尤其是满大员那种摆阔气讲排场挥霍浪费的作风。
“其实也用不着他想什么，到时他只一句话，‘你们去拟个折子吧，’这事情就落到你我的头上了。”戴鸿慈苦笑了一下，望着徐世昌说，“菊人，你得想个办法呀！”
徐世昌背着手在屋子里踱步。办法倒是有一个，他昨天就想到了，只是觉得不十分体面，不想说出来。现在见戴鸿慈很着急，知道他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停步微笑着说：“实在没有法子想，只有一个馊主意，你别笑话。”
“说吧，馊主意总比没主意强。”戴鸿慈催道。
“太后如此重视立宪，如此器重你我，按理说我们回来后应该交一份泰西各国以及日本关于宪政的详细调查报告，为太后制定国策作参鉴，可我们没有这份能力。不说我们，就是满朝大臣也没有谁有这个能耐。”
这句话说得戴鸿慈直点头，因为既是实话，又给他挽回了面子。
“这非要精通各国宪政的大才不可！”徐世昌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加以肯定。“我想这事分两个方面来同时进行，出洋的管出洋，写禀报的管写禀报。”
“哦，我懂了。”戴鸿慈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明白了。“你是说请一个捉刀人。这主意很好，我也这样想过，只是这个高明的捉刀人难请。”
“国内是没有，海外倒有两个。”徐世昌重新坐下来，端起了茶碗。“一个是你的广东老乡梁启超，你跟他有联系吗？”
“老兄，你别开玩笑了，我哪敢跟他有联系。”戴鸿慈忙摇手，似乎生怕与梁启超沾上一点边。
徐世昌冷冷地笑道：“梁启超虽是在逃的钦犯，却的确是个人才，联系联系也无妨。你既然跟他无往来就算了。另一个是湖南人杨度。此人于宪政也很有研究，他也在日本。戊戌事变前我和他在小站见过一面，以后一直没有联系，现在也不知怎样跟他取得联络。”
戴鸿慈摸着茶碗盖，想了一会儿说：“熊希龄是湖南人，他可能与杨度有联系。”
“好。”徐世昌高兴地说，“你去跟熊秉三说，干脆叫他去一趟日本，亲自会见杨度，务必叫他说服杨度写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是这样的……”
徐世昌略停片刻，说：“一篇叫做《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另一篇叫做《宪政大纲应吸取各国之所长》，再写一篇《实施宪政程序》。留学生都很穷苦，可以先送他一千两银子，限他半年内写好，交稿时再给他一千两。”
“行，就按你的意见办。”戴鸿慈起身。“我这就告辞了，明天就去跟秉三说。”
徐世昌把戴鸿慈送到大门口，再叮嘱一遍：“少怀兄，你要秉三一定得说服杨度写，即使他要价再高点也接受。还可以告诉他，今后回国一定予以重用。”
“放心吧，秉三聪明过人，他会办好的。”戴鸿慈向徐世昌拱拱手，钻进了候在门外的绿呢大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