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吐出几口白烟来，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十分舒服。“你搬出国际公约私法，又援引了外国的许多成例，把个废约的事说得那样理由充足，我看了自愧不如。皙子，你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王闿运将纸捻子夹在左手指上，腾出右手来梳理了几下疏疏朗朗的长胡须，满眼赞许地望着学生微笑。
“先生夸奖了。学生这点东西，在先生面前算什么，还要请先生多多指教。”听了先生出自内心的赞扬，杨度很高兴。
“你的这些西学新学，我不能指教。”王闿运坦诚地承认。他又将纸捻子吹燃，把烟点着，嘴巴含着烟袋，斜着眼睛说，“不过，我要向你指出一点，办事与作文章是两回事。你的文章尽管写得花团锦簇，道理说得滴水不漏，但究竟是纸上的东西。他张香涛身为总督，要做的是实事。你要说服他，使他同意出面废约自办，必须要有实实在在可行的措施。”
“先生指教的是。”杨度口头上谦虚地接受，心里并不以为然。“我会对张制台说明收回自办的种种可行措施。”
“你挑重要的说几种。”王闿运停止了抽烟，会神地听。
“首先，废约在法律上是可行的。”杨度侃侃高谈，“第二，上自朝廷下至全国舆论，都认为收回自办是应该的。第三，我们自办的条件是具备的。这条件一是资金，二是技术，三是管理……”
“好了，你先谈谈资金。”王闿运挥挥纸捻，打断学生的高论。
“资金分股本和借本两种。”杨度俨然以一个经济学家的口吻答道，“世界各国凡集大资金办大事业的，莫不采取集股和借贷相结合的方式来筹措资金，而其中股本为少数，借本为多数，有十分之二三的股本便可以发债券，集十分之七八的借本，粤汉铁路拟集三百万两银子的股本，其余部分以借本方式获得。”
“三百万两银子从何而来？”王闿运一步不舍地追问。
“学生想，以湘、粤、鄂三省之大，集三百万两银子不成问题。”杨度大大咧咧地回答。
“不成问题？”王闿运反问，“从何处出？官出，绅出还是民出？”
“至于从何处出，那就要由张制军去做决定了。”
“哈哈哈！”王闿运大笑起来。“你这个书痴，还没有脱掉书痴的本色。你以为湘、鄂、粤三省集三百万两股本不成问题，你以为张香涛会接受你的游说，再由他决定如何出银子？”
杨度面对着先生的反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皙子呀，你晓得当年曾文正办湘军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王闿运并不需要学生的回答，他自己继续说下去，“一不是缺勇，二不是缺将，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银子。朝廷没有饷拨，完全靠自己去筹措，他为此常常弄得焦头烂额，自己嘲笑自己，说是个四方乞讨的叫花子。湖南自来商业不发达，全省收人不敌苏淞地区一个大县，逼得没法，他只得设卡抽厘，硬着头皮受万千人唾骂。你想想，假若银子好筹，他曾文正那样一个死爱面子的人会这样做吗？当年我修《湘军志》，专列筹响篇，并将咸丰六年至八年这三年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作了统计，共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这都是亏了左文襄的大才运筹，才能有这些银子。所以我在《湘军志》里说了，曾文正在江西打了三年仗，无功可言，左文襄坐镇长沙筹措军饷，功劳超过他。《湘军志》后来遭九帅的垢病，这也是其中的一条。”
与湘军纠葛的这些往事是王闿运引以自豪的历史，一谈起它便格外起劲，滔滔不绝。
“三百万两三省摊，湖南也得出一百万。当年是打仗，火烧眉毛，要保命，从上到下凡能拿得出的银子都得拿出来，还加上五里一卡、十里一哨地抽厘金，又有左文襄那样赤心任事的雄才，三年二百九十万，一年还不到一百万。现在就凭一句话，湖南能拿得出一百万吗？”
杨度在日本研究法律研究财经，理论是弄通了，点子也有不少，但这一切都是关在屋子里的书生议论，其他那些留学生也和他差不多，都没有从过政办过具体的事情，所凭的只是一腔爱国热情，而把天下事看得简单容易，仿佛只要一打出“爱国”这张牌来，就什么事都迎刃而解了。听先生这么一说，杨度真有点为难了。是的，一百万两银子，湖南拿得出来吗？
“先生，照你老这么说，湘、鄂、粤三省没有自办铁路的经济能力？”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刚才讲的，毕竟是五十年前的事，现在与过去有一个大不相同之处。”王闿运站起身来，走了两三步，腰板挺挺的。他中气十足地继续说下去，当年游说公卿的神采依稀可见。“五十年前，湖南是官穷民穷绅也穷。现在湖南官家的府库、民间的仓廪依然是穷的，但却有一部分乡绅大大地富了。这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近几年的暴发户，他们靠经商做买卖赚了大钱。眼下中国有两大公司。一是天津的久大公司。公司经理范旭东在澳大利亚学制盐，学成回国后在天津设厂炼盐，造出的盐白如雪，畅销全国。范旭东是湖南人，据说他的堂兄范静生也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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