賒賬給學生的食品雜貨店里開了個記賬戶頭。然而我的名字卻又在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們吃了虧，那就是詹尼要去教書的那所學校：蔭巷小學。
“當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學校比的，”校長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對我妻子說，接下來她又說了好些話，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正是不會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長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講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兩分鐘之久的一連串“呵呵呵”了。詹尼說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別人一樣付房租，惠特曼女士還覺得詹尼真會說俏皮話哩。
詹尼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發揮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設想惠特曼女士憑她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該可以撈到多多少少好處。但是接下來詹尼卻問我肯不肯退了學來養她，讓她進修教育學課程，好進公立學校任教。我通觀全局，鄭重其事地考慮了大約兩秒鐘，得出了一個簡洁明了的結論：
“扯淡。”
“看你多會說話，”我妻子說。
“那我該說什么好呢，詹厄——也來一個‘呵呵呵’？”
“算了吧。還是跟我學吃意大利面條吧！”
我學了。我學會了吃意大利面條。而詹尼的烹調手法也确實變化無窮，做出來的面條總是別具風味。靠我們暑期里掙下的錢，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誕節郵局的忙季我還打算去做一陣夜工，賺些外快，這樣几下一湊，我們的日子倒也過得去。自然，我們有不少電影沒能去看（她還有不少音樂會沒能去听），不過我們的收支總算碰頭了。
收支總算碰了頭，可是我們在生活道路上也處處都走到了頭。我是說，我們兩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是在坎布里奇，從道理上說，詹尼也可以跟她音樂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沒有時間啊。她從學校回到家里已經筋疲力盡，還得把晚飯做起來（在外邊吃飯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從不來打攪我們。我是說，他們都不來邀請我們，免得我們也非回請他們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甚至連橄欖球比賽也不看了。
我是校隊俱樂部會員，本來有資格坐在會員坐的五十碼線處的特座里。可是一張票要六塊錢，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對，”詹尼跟我爭，“是六塊錢。你別帶我，一個人去好啦。我對橄欖球一竅不通，就听觀眾嚷嚷‘加油呀’，可你卻歡喜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說，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体收音机貼著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吶喊听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說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魯比賽的時候，我利用校隊俱樂部會員的特殊權利，給法學院的一位同學羅比·沃爾德弄到了座位。羅比感激涕零地离開我們的住處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給她講一遍，到底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坐校隊俱樂部會員專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給她解釋：不管是老是少，個大個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運動場上給堂堂哈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樣？”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說，“地上水里都一樣。”
“就是你不一樣，奧利弗，”她說。“你是個‘冰凍了的’。”
我沒有接她這個話茬。我以為這無非還是詹尼弗嘴利，說句俏皮話頂頂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問哈佛大學的体育傳統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含義。譬如說，隱隱約約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雖然軍人体育場可以容納四万五千觀眾，可只要是當年的運動員，就會全部去坐在那個特座區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還有“冰凍了的”。那些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運動場，難道僅僅就是為了省六塊錢？
算了，她心里就是還有什么別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