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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10日,在奥斯陆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发言
    尊敬的国王陛下,王室殿下、阁下们,阿维克主席,诺贝尔委员会的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先致几句感激之辞。首先,感谢我们共同的造物主。犹太人的传统要求我们这样做,在任一个重大场合,我们有义务念诵这句祷辞:“Barukh atah Adonai...shehekhyanu vekiymanu vehigianu lazman hazeh”——“感谢您……赐生命予我们,庇护我们,让我们一直活到今天。”

    感谢您,阿维克主席,因为您的宏伟演说动人心弦,您的姿态慷慨大方,感谢您在几代人之间架起了桥梁。我尤其要感谢您,因为您帮助人类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最急需、最高尚的勃勃雄心。

    阿维克主席,您的话打动了我,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怀着谦恭的心情接受这份荣誉——这是世界上最高的荣誉——您做出了选择,把它授予我。我知道,您的选择我受之有愧。

    我有权力代表不可胜数的死者吗?我有权力代表他们接受这一重大荣誉吗?没有!谁都.不能替死者说话!谁都不能解释他们那些破碎的梦想和憧憬!但是,我觉得他们就在这里!我永远都能感到他们的存在——尤其是此时此刻,我的父母、我的小妹、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同伴……

    这一荣誉属于所有幸存者和他们的孩子,通过我们,属于全体犹太人,他们的命运与我的命运永远休戚相关。

    我想起一件事,就发生在昨天,也许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犹太小男孩发现了夜的王国。我记得他的困惑,也记得他的痛苦,一切都来得太快。犹太区、押解出境、密封的牲口车、燃烧的祭坛,我们犹太人的历史和整个人类的历史全都意味着牺牲。

    我记得他问父亲:“这是真的吗?现在是二十世纪,不是中世纪。谁能容忍这种罪行?世界怎能一声不吭?”

    现在,那个孩子转过身来,“请告诉我,”他说,“你为我的未来做了什么?你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什么?”我告诉他,我在尽力,我在尽力保持活的记忆,我在同那些企图忘记过去的人做斗争。因为忘记过去,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就是敌人的帮凶。

    后来,我对他解释说,我们当时很天真,世界知道这件事,却缄默不语。因此我才发誓,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有人受苦受难受屈辱,我就决不保持沉默。我们必须做出选择,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中立只会助纣为虐,而无助于受虐者。沉默只会鼓励施暴的人,而无助于受难者。有时,我们必须干涉。当人类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当人类的尊严受到践踏时,国界就无关宏旨,我们不能因为事??情敏感而有所退缩。每当有男人和女人因为种族、宗教和政治歧见受到迫害时,那个地区、那一时点——就应当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当然,我是一个犹太人,我的根深扎在犹太人的记忆和传统中,我首先要对犹太人的恐惧、犹太人的需求、犹太人的哭泣做出反应。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心灵遭受过重创,有过被拋弃、被隔离的经历。对我来说,不优先考虑犹太人的问题是不自然的,以色列、苏联的犹太人、阿拉伯土地上的犹太人……但是,其他人对我也很重要。在我看来,种族隔离与反犹太主义同样可恶。我认为,隔离安德列·萨哈罗夫是一种耻辱,与监禁约瑟夫·贝肯、流放埃达·努达尔没有差别。同样可耻的还有:查封团结工会、剥夺工会领袖列什·瓦文萨持有不同政见的权力以及对纳尔逊·曼德拉的长期监禁。

    世界上有多少非正义和苦难在呼唤,要求我们关注:饥寒交迫、种族主义、政治迫害——比如智利,又比如埃塞俄比亚——在左派分子或右派分子掌握政权的许多国家里,关押着许多作家、诗人和囚徒。

    在每一个大陆上,人权都在遭受粗暴的践踏,受压迫的人比享有自由的人多。我们怎能对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不论在什么地方,人类的苦难都与无数男女息息相关。这也适用于巴勒斯坦人,他们的苦难牵动着我的心,但是,他们诉诸暴力,我深感遗憾。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恐怖主义是最危险的办法,他们悲心丧气,这可以理解。我们必须有所作为。难民及其悲哀,儿童及其恐惧,背井离乡与毫无希望。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处境有所作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多少儿女,流了多少血。这些都该终结了,所有消除苦难的尝试都应得到鼓励。我确信以色列会给予合作,我相信以色列,因为我相信以色列人民。以色列只要有机会,就会在他们的地平线上消除危险和仇恨,神圣的土地和周边地区就会出现和平。请理解我,我要对以色列做出无私的奉献。如果你们能够记住牢记在我心里的东西你们就能理解。在全世界,只有以色列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以色列只要打一次败仗,就意味着它的毁灭,意味着我们的毁灭。但我有信心,我相信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扫和雅各的上帝,相信他创造的一切。没有这种信念,就不可能有任何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弥补冷漠,而冷漠是潜伏在人们心中的最大危险。难道这不是阿尔佛雷德·诺贝尔遗产的真谛吗?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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