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到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已开始，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味。我们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种强烈的犬儒主义思想已日渐冒头。一走出严肃的会议室，我们所开的玩笑便与我们所说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从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们的玩笑。一句略带恶意的言辞，一个稍嫌愤激的声音，十年以后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致命的毒瘤。这样的情况我经常看到，除了政治团体或共产党组织，其他许多地方也不例外。
黑色笔记(6)
我要描述的这个组织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党内”斗争（我不得不在“党内”这个词上用上引号，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党”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成立过，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感情化的实体），它分裂成两派，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这些事那么微不足道，我现在甚至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只是感到十分震惊和迷惑:那么大的仇恨和对立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问题而引起。两派组织同意继续合作———我们总算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但我们有各自的方针政策。出于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声来———一切都那么无关紧要，但事实是，这个组织就像一个由流放者组成的团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怀着流放者所怀有的深仇大恨。我们大约有二十来人，个个都是流放者。我们的观点远远赶在这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前头。噢，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发生争吵，是因为我们中有一半人抱怨说某些成员“没在这个国家扎根”。我们就因这样一些方向性问题而闹分裂。
下面就谈谈我们这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吧。其中三人来自空军兵营，他们最初都是在牛津认识的———分别名叫保罗、杰米和泰德。然后是乔治?豪斯娄，一个养路工。维利?罗德是一个来自德国的难民。接下去是我自己。还有玛丽罗斯，她就出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圈子里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自由的。这“自由”的含义是指我当初是自己选择到这个殖民地来的，只要我乐意，随时可以离开。但我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我恨这个地方，自从一九三九年初次来到这里结婚并成为一个种植烟草的农场主的妻子以后，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伦敦认识史蒂文的，他当时在那里度假。到农场后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欢史蒂文，但绝对无法容忍他那儿的生活。但我终于没有回到伦敦，而是进了城，做了一名秘书。多年以来，我的生活似乎显得很充实，开始三心两意地做一些暂时性的工作，并一直保持这种状况。比如说，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做洪水猛兽。然而，在我身上始终存在着双重人格:共产党员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评判共产党员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种懒散症。我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回家的路将变得艰难，但我还是继续留了下来。我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我并不快活，但我还是去参加日暮后的聚会，跳舞、打网球，看日落。时间似乎显得那么遥远，我简直感觉不到自己曾经做过这一切。我“记不起”作为坎贝尔先生的秘书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样去跳舞的。好像这些事都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过，我好像认清过我自己，但这样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张旧照片才产生的。那张照片上的人是个又瘦又小、脾气暴躁的小女孩，简直就是一个洋娃娃。比起当地的女孩子来，我自然显得老于世故;但经验却比她们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更多的事。女孩子们在那里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国就非得去争去抢不可。我的老于世故只是在文学和社交方面。玛丽罗斯显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伤害，但即便跟这样的女孩子相比较，我仍像婴孩一样缺乏经验。那张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乐部的门口台阶上，手里握着个球拍。我看上去很开心，很刻薄。那是一张又小又尖的脸。我身上从来没有过殖民地人那种令人羡慕的品质———即好脾气。（为什么说它令人羡慕呢?反正我很喜欢那样的脾气）。我已记不起自己有过什么想法，只记得每天都对自己说:我现在必须订好机票回家。即使战争开始以后也一直这样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维利?罗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并非第一次。我当时年纪太轻，当然不可能参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们参加了。因此，共产主义和左派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不喜欢维利，他也不喜欢我。然而，我们却开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去做。在一个小镇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一起用餐。我们在一起差不多过了三年。然而，我们相互间既不喜欢，也不理解。我们甚至在一起睡觉时也不怎么开心。当然，那时候我没有经验，在那以前我只跟史蒂文睡过觉，但为期不长。我知道我们并不投合，这一点维利也知道。自从对性有所了解以后，我懂得了“不投合”这个词的某些真实的含义。它并非指没有爱情，没有同情心，不耐烦，不懂事理。两人在性关系上不投合，好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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