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从写《先知书》的所罗门直到做《海风》诗的马拉梅（Ｍａｌｌａｒｍé），都觉得文明人的痛苦，是身体困倦。但是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苏东坡诗就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王丹麓《今世说》也记毛稚黄善病，人以为忧，毛曰："病味亦佳，第不堪为躁热人道耳！"在着重体育的西洋，我们也可以找着同样达观的人。工愁善病的诺凡利斯（Ｎｏｖａｌｉｓ）在《碎金集》里建立一种病的哲学，说病是"教人学会休息的女教师"。罗登巴煦（Ｒｏｄｅｎｂａｃｈ）的诗集《禁锢的生活》（Les Vies Encloses）里有专咏病味的一卷，说病是&quoib.;灵魂的洗涤（puration）"。身体结实、喜欢活动的人采用了这个观点，就对病痛也感到另有风味。顽健粗壮的十八世纪德国诗人白洛柯斯（B.H.B rockes)第一次害病，觉得是一个"可惊异的大发现(Eine bewunderungsw rdi ge Erfindung)"。对于这种人，人生还有什么威胁？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同时也许是自欺。能一贯抱这种态度的人，当然是大哲学家，但是谁知道他不也是个大傻子？
是的，这有点矛盾。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