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吵醒了我，我从叶缝里看见太阳出来了，就重新爬到那块石头上，坐在那里等待我的父亲。我坐了很久，好像有人过来和我说过话，我记不起来他们和我说了一些什么。我没有糖果也没有饼干了，只有水壶里还有一些水，饿了只能喝两口水，后来水也没有了。我又饿又渴又累，从石头上爬下来，躺在后面的草丛里，我又听到了狗吠，再次用树叶从头到脚盖住自己，然后睡着了。
我父亲中午的时候来到这个小城，他下了火车后一路奔跑过来，他在远处望过来，看到石头上没有我的身影。他奔跑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他在石头的不远处站住脚，丧魂落魄地四下张望，就在他焦急万分之时，听到我在石头后面发出睡梦里的声音：
“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父亲后来告诉我，当他看到我把树叶当成被子时先是笑了随即哭了。他揭开树叶把我从草丛里抱起来时，我醒来了，见到父亲高兴地叫着：
“爸爸你来了，爸爸你终于来了。”
父亲的人生回到了我的轨道上。他从此拒绝婚姻，当然首先是拒绝那位梳着长辫的姑娘。那位姑娘十分伤心，她百思不解，跑到李月珍那里委屈哭诉。李月珍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责备我父亲，她说她和郝强生愿意收养我，她觉得我就是她的儿子，因为我吃过她的奶。我父亲羞愧地点头，承认自己做错了。可是当李月珍要我父亲和那位姑娘重新合好，我一根筋的父亲认定在我和那位姑娘之间只能选择一个，他说：
“我只要杨飞。”
无论李月珍如何劝说，我父亲都是沉默以对，李月珍生气又无奈，她说再也不管我父亲的事了。
后来我几次见到过那位梳着长辫的姑娘，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在街道上，我见到她走过来时很高兴，使劲拉拉父亲的手，喊叫着“阿姨”。我父亲那时候总是低着头，拉着我快速走过去。起初那位姑娘还会对我微笑，后来她就装着没有看见我们，没有听见我的叫声。三年以后，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大十多岁的解放军连长，去了遥远的北方做随军家属。
父亲从此心无杂念养育我成长，我是他的一切，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度过了经历时漫长回忆时短暂的生活。他在墙上记录我的成长，每隔半年让我贴墙而立，用铅笔在我头顶画出一条一条的横线。我初中时个子长得很快，他看着墙上的横线的间距越来越宽，就会露出由衷的笑容。
我高一时已经和父亲差不多高了，我经常微笑地向父亲招招手，他嘿嘿笑着走到我身旁，我挺直身体与他比起身高。我的这个举动持续到高三，我越来越高，父亲越来越矮，我清晰地看见他头顶的丝丝白发，然后注意到他满脸的皱纹，我父亲过于操劳后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十岁。
那时候我父亲不再是扳道工，人工道叉已被电动道岔取代，铁路自动化了。我父亲改行做了站务员，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份新的工作。我父亲喜欢有责任的工作，他做扳道工的时候全神贯注，如果道叉扳错了会出重大事故。做了站务员以后一下子轻松很多，没有什么责任的工作让他时常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
小屋渐渐远去，两条飘扬而去的铁轨也没有回来。我仍然在自己的踪迹里流连忘返，我感到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我的身体像是一棵安静的树，我的记忆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马拉松似的慢慢奔跑。
我父亲省吃俭用供我从小学念到大学，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温暖美好。直到有一天我的生母千里迢迢来寻找我，平静的生活才被打破。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四年级，我的生母沿着铁路线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寻找过来。其实四十一年前她就找过我，当时她在火车上苏醒过来后，火车已经驶出将近两百公里，她只记得是在火车出站时生下了我，可是出了哪个车站她完全没有印象，她托人在经过的三个车站寻找过我，没有发现我的一丝迹象。她曾经以为我被火车碾死了，或者饿死在铁轨上，或者被一条野狗叼走，她为此哭得伤心欲绝。此后她放弃了对我的寻找，但是心里始终残存着希望，希望有一个好心人发现收养了我，把我抚养长大。她五十五岁那年退休后，决定自己到南方来找我，如果这次再没有找到我，她可能真正死心了。我们这里的电视和报纸配合她的寻找，我的离奇出生实在是一个好故事，电视报纸渲染了我的出生故事，有一家报纸的标题称我是“火车生下的孩子”。
我在报纸上看到生母流泪的照片，又在电视里看到她流泪的讲述，那时我预感她寻找的孩子就是我，因为她说出的年月日就是我出生的这一天，可是我心里波澜不惊，好像这是别人的事情，我竟然有兴趣比较起她在报纸照片上流泪和电视画面里流泪的区别，照片上的眼泪是固定的，粘贴在她的脸颊上，而电视里的眼泪是动态的，流到她的嘴角。我与名叫杨金彪的父亲相依为命二十二年，我习惯的母亲是李月珍这个母亲，突然另一个母亲陌生地出现了，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父亲在报纸上和电视里仔细看了她对当时情形的讲述，认定我就是她寻找的儿子。他根据报纸上提供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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