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水，靠铁路就吃铁路。当时的二八六次列车，有很多列车员、乘警从事卧铺铺位倒卖工作。到了大学三年级以后，铁路免票逐渐管严了，我就用学生证买半票回家。而且那时也不再喜欢挤硬座了，总是想弄个卧铺睡一觉。按照铁路规定，学生半票是硬座，想坐卧铺只有上车以后再去补卧铺票。然而由于乘务员倒卖卧铺，到列车长办公席通过正规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车员或者乘警，这样钱就直接流进他们的腰包了。后来我逐渐了解了这其中的奥妙，就找到一个乘警，跟他说我想弄个卧铺。那个乘警姓李，约莫四十岁年纪，就让我在餐车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出来领我进了卧铺车厢，跟那个列车员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没有给我票。那个卧铺车厢还有很多空铺，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休息了一会儿，李乘警就叫我到车厢接口处一下。我知道这是来要钱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规”给了他三十块钱。李乘警接过三张十元的钞票，数了数，冲我一笑，说：“我就喜欢跟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岗失业大潮席卷中国。一些铁路工人的家属，或者是下岗的铁路工人为了谋生，就批发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车上卖。而列车上本身也设有售货车，这样双方经常因为抢生意而产生矛盾。到了后来，那些下岗工人和家属就不被允许上火车卖东西了。但是，他们要生存，要吃饭，就冒着风险装成旅客，把货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车厢里没有乘务员，就赶紧偷着卖一点。列车员和乘警抓到这样的人，有的是打一顿，有的是连货带钱洗劫一空，还有的是抓住这些人干诸如扫厕所、扫垃圾之类的脏活。除了来自车乘人员的威胁，这些卖货的之间还互相划分地盘，谁要是越界就要招徕殴打。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曾多次在列车上遇见这类情况。看到同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之间人们也这样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难过。
一九九二年我父亲到商丘办理完退休手续，就坐火车从商丘经由郑州回山西。那时火车上人特别多，人挤人。好在父亲那时身体还健康，商丘到郑州也不算远，就一路站到郑州。到开封车站，车厢里上来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扶着一个更老的妇人。他们上车以后没有座位，满车厢里坐着的年轻人见状都熟视无睹，竟然没有一个主动让座的。那个老妇人还是个小脚，站在车厢里颤颤巍巍的。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走到一对坐着的年轻人面前，鞠了个躬，说道：“我是从台湾回来的老兵，这是俺娘，已经九十多岁了，拜托您行行好给俺娘让个座吧！”那几个年轻人眼睛直朝上翻，谁也不让座。老兵无奈，又扶着他老母亲走到前面一个座位，又给人家鞠了一个躬，又说了同样的话，依旧没有人让座。就这么着，老兵从车厢这头一路作揖到那头，竟然没有一个人让座。我父亲虽也是退休的老人，但还想帮帮他们。但无奈我父亲自己也没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从行李架上取下来，让那个老太太坐下。老兵给父亲鞠了一个躬，哭了起来，说：“真没想到，几十年没回来，中国人咋都变成了这样？以后俺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父亲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几句。
不过，坐火车也并非是看到如此阴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车我看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女站务员，就问她：阿姨，到太谷的车在哪个站台坐呀？当时我胸前还别着Z大学的校徽，那位阿姨见我是大学生，顿时很亲切地回答我说：“在三站台，孩子。”说完，还用手帮我把羽绒服上沾着的一根鸭绒给掸了下来，那情景就像母亲为儿子整理衣服一样，充满了慈爱与关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
还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车时带了一个大可口可乐瓶子，里面装了茶叶水路上喝。火车走了一会儿，我去了一趟卫生间，结果回来以后，发现原来只剩半瓶的水竟然变成满瓶的了。正在纳闷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冲我笑着说，我刚才口渴，又没带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帮你灌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