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刮！刮！刮”之类。每当此时，我不得不感慨历史还在延续。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逝世。我的父亲从一张《人民日报》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这么几个字：赫鲁晓夫死了。当他看到这则“爱憎分明”的标题时，一方面为赫鲁晓夫这位苏联的解放者辞世感到有一些难过，另一方面禁不住产生出一种对当时统治者的厌恶情绪，并打心底里嘲笑着他的狭隘与无聊。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当蒋介石去世时，《人民日报》仍旧如法炮制，又刊登了一条标题叫《蒋介石死了》的消息。
当时的统治者对学文史的人特别不放心，文革第一个受迫害的对象，就是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轻文史，重理工，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因此，当时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缺乏起码的文史修养。一次，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工友，以及一位大学毕业分到铁Z局的刘××工程师一起到故宫去参观。一个工人问道：清朝的皇帝姓什么？刘工程师回答道：姓康，康熙么。我的父亲说不对，姓爱新觉罗，他竟然还不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一、太谷县城
一九七二年春节过后，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家又随铁Z局，搬到了山西省。财大气粗的铁Z局局机关也迁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新建路口和邬城路一带，修建了一座九层高的办公大楼，在太原市里算是最高建筑。当时的太原市交通地图上，还把铁Z局局机关办公大楼作为风景名胜介绍。铁Z局大楼内部设施在那个时代来说是最先进的，连会议室的墙壁上都装着防窃听设备。当山西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头头们密谋革命大计时，往往不在省革委会大楼里，而总是神秘兮兮地跑到铁Z局机关大楼里那间带着防窃听设备的会议室。
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则搬到了太原市南边一百公里的太谷县。我们家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父亲在三处机械厂当吊车司机，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他到吊车上玩。父亲没事时总是哼那时流行的样板戏《海港》中的一句：“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
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几个大寺庙，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无边寺。无边寺内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部被砸烂了，我小的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
到了文革期间，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了当地的一大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八十年代初期，我母亲的一位工友从家里地下挖出了祖上留下的整整一翁金条，按当时的币值就值好几百万，顿时县轰动。八十年代对私有财产还没有什么保护概念，这一翁金子引得当地公安局来干涉，把那位工友抓进看守所并没收了金条。关了几天因为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罪名，又把他给放了。后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政策来了，上面命令县公安局把金子还给人家。那堆金条在公安局那帮人手里过了过，又物归原主。这位工友家里成分是地主，土改时埋金条的房子被分掉了，他们家的人就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房子重新收回来以后才公开。
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