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犁地，放一把火以后用土把庄稼埋起来就算完事。大量的庄稼就这么烂在地里做了肥料。而且在当时，谁都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是盗窃集体财物，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揪出来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有几个村干部特别邪恶，有时候搜身时对妇女的私处连摸带抠。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痛殴。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
试图在短短几年之内建成天堂般的共产主义，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注定是要受到报复的。天堂没有建成，地狱般的大饥荒却来临了。自从一九五九年秋后，各地的粮食就纷纷告急；而到一九六○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一场惨绝人寰的饥荒袭击了中国。这次大饥荒在河南被称作“粮食关”。
在一九六○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有人也许会说，“四两粮食不会饿死人嘛，我现在每天也吃不了多少粮食。”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人的饮食主要消耗已经转向副食品，如肉、蛋、奶、青菜之类，粮食已经成为次要消费品；而在五十年代末，在几乎完没有副食和超负荷的劳动支出情况下，四两粮食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一个棒劳力的。
而所谓的四两“粮食”，也不是白面大米，甚至不是完的粗粮，而是由棉籽、豆饼、玉米面之类混合成的饼子。人吃了这种东西拉不出屎来，青壮年好办一点，老年人就非常痛苦。当时，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揶到一九六○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大饥荒刚刚开始时，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野菜这些东西。为了填饱肚子，外婆就让我母亲到野地里挖野菜。我的母亲当时八岁，和前面提到过的另外一个女孩子春字两个人一起到离家十四、五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两个装满野菜的大包袱，摇摇晃晃地往家走。那时已经开始有人饿死，谣传说有人专门抓小孩杀了吃肉，两个小女孩背着野菜原本走不快；但一想到这个传言，就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往家里赶，边走还边往后看看有没有人跟着。到了后来，这些东西也没有了。
尽管腹中空空，但那时还要“跃进再跃进”。一九六○年元旦，在各地已经开始大规模地饿死人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仍然在说“我们已经完满实现‘一九五九年红到底’，现在正满怀信心地为‘一九六○年开门红’而奋斗。”于是乎，我的外公继续被抽调去“大修水利”，挖那两条无用的人工河。外公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如何不能塌下来，于是我的外婆从自己和我母亲的口粮中节省下一部分给外公吃，算是让外公没有和他一同挖河的伙伴们那样成为“倒卧”（「注」河南民间俗称饿死的人为“倒卧”）。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而时年九岁的母亲则因患小儿疳积，肚子肿得像个大锅，青筋外翻。
然而，尽管村民们浑身浮肿甚至成为“倒卧”，但村干部们生活得却不错。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家里养的鸡、养、猪等家禽家畜，以及牛、驴、马等大牲畜都被强制充公，没有粮食时，村干部就开始杀鸡宰羊吃肉，农民只有眼巴巴看着的份儿。当时村里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太太，是个贫农，忍不住饥饿偷了队里的一只鸡，刚杀完还没做熟就给村干部逮到了，在村里召开批判斗争大会。会上也不讲什么阶级友爱了，让这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条四寸宽的板凳上，嘴里衔着那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