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系列措施，微软已经完成了大中华区的新布局，中国事务得到微软前所未有的重视，鲍尔默于此时访问中国，兑现对中国的承诺是其任务之一，同时，鲍尔默还将布局大中华区事务。鲍尔默下机的当晚，陈永正即向鲍尔默汇报其上任2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
此时，取消微软中国组织架构已成定局，没有定下来的只是唐骏是在微软内部重新分配工作还是离开微软。
唐骏
如何走到今天？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最难忘的少小时的记忆和最珍贵的打工经历，在我需要作出判断与决策时，每每会指引着我，产生奇妙的、不可思议的作用。
我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想得那么遥远，我和哥哥十来岁就要盖房子，这段经历是磨炼，也是苦难。十二三岁是什么年纪？是开始关注异性、也渴望得到异性关注的一个年纪，而我们却要在精神和体力上忍受那么多。
盖房子最开始的工作是由我和大哥唐政一起完成的，父母都要上班。然后是包工头进驻，完成剩下的工作。
我结婚就是在常州老房子里结的，那时候我正在日本留学，刚刚留学一年，我带着女朋友从日本回到常州，摆了很多酒席。那热闹场面，父母的兴奋，新娘子的纯情，亲朋好友席上的觥筹交错，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
婚后，我跟新娘子提起当年修房子的旧事，新娘子笑了：你家人看得真远，想象力真丰富。那样的记忆，历久弥新，现在我与妻子开玩笑还会提起。
但修房子时所历经的苦难，却不似玩笑那么轻松。所以，我现在做任何计划，工作、人生、发展，从来不超过三年，三年以外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世界变得太快，现在就跟自己说若干年后该如何如何，反而是一种阻碍。计划越长远，就越没有可行性。
当然，我的童年不仅仅只有修房子的苦难，也有让我得意的事情。在小学里，我当过红小兵、小队长、中队长，还担任过大队长。红小兵是起点，大队长是“仕途”的顶点。看来，在小学里我的“仕途”颇为顺利，一点不像在初中的经历那么不顺利，也不像我成人后的经历，波澜壮阔，坎坷曲折。
那时虽然是个领导，但并不组织什么活动。现在我很奇怪：那时候自己为什么没有组织什么活动呢？也有一些活动，是到街头、乡下演出，但都是老师组织的。在那个混乱年代，我在小学里参加的活动与平常岁月没有什么区别。这让我很奇怪，一点也不像现在的我嘛。
中学时我“仕途”不顺，开始变得自暴自弃起来。好在大哥的“金榜题名”激励了我，记得那时我还是着实的认真了一把的。可是，我的语文很差，高考只得了59分，落到了第五志愿。我只能进北京邮电大学。在北邮，我经常不去上课，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社团活动，好动的我没有用武之地，日子平淡无聊，像杯白开水。也许大家都知道我还留过学，但是我想说，我争取留学名额的过程，远远比留学这一事件本身更能激励现在的我。
我那时在北京邮电上学，花了两年时间考研究生，考了校第一，当时每个重点院校有两个名额可以保送到美国，但我却没被保上。我不甘心就这样，然后四处打听，打听到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还有一个空的名额，我就去北广找老师，说想把学籍从北邮转到北广来。经过复杂的转学手续转到了北广，我就向老师说想出国留学，但是老师说，申报名额已经交到国家教育局了，时间已经耽搁了。我就去找国家教育部出国留学司司长，他说已经审批完了，现在来不及了。我那时候很失望，但我不想放弃，不想以前的努力就这么白费了。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很简单很笨的办法：我开始去国家教育局“上班”，上班地点是教育局门口。
司长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我就迎上去说：“司长好，来上班了？”
中午司长出门去对面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司长吃饭啦，吃好点哈！”
司长吃饭回来的时候，我就说：“司长吃完了，还有点时间，你可以午睡一会！”
下午下班的时候，我说：“司长下班了。”
就这样一天两天，司长很奇怪什么时候教育局门口多了个保安，还只给他打招呼。你们知道，人那，不怕被人恨，被人凶，就怕被人盯上，司长开始不得劲了。我倒无所谓，我还有四个月才毕业，这段时间我正好没地方去，就可以天天到教育厅来“上班”，感觉也很气派，来国家教育厅上班。
到第五天的时候，司长撑不住了，中午我照样说：“司长吃完啦，还有点时间可以午睡一下。”司长说：“我不午睡了，你跟我上来一下。”进了司长办公室，司长问：“你干嘛的？”我就说明了原因。司长什么也没说。
第六天我照样过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又被叫进去，司长给了我一堆资料说这些你填一下，我就拿回去填。
第七天，司长给了我一张纸，说这是你一直
想要的东西。那张纸就是出国留学批准证！
大家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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