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江岸边运去的几袋泥土和日本当地的泥土混和在一起，经过雕刻、烧焙、上釉，制成——佛教仁慈悲女神观音像。松井一家请来尼姑在佛像前念经，哀悼中国的战争亡灵。
然而，自我鞭挞的公开表演是一回事，愿意为枉死的人讨回公道则完是另一回事。直至今日，松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行为仍然令人费解。在证词陈述中，他没有揭示在南京所发生的部真相，这陈述原本是会牵连到皇室的。相反地，他一派胡言，不是撒谎就是偶尔自我谴责一下。他试图为南京的暴行找借口，有时完否认它们，并用他那关于佛教和中日亲善本质的拐弯抹角、含糊神秘的论述来激怒检察当局。他没有一次指责天皇。相反地，他自责没有适当地指向朝香宫亲王和天皇，而他还告诉公诉人，为他们去死是他的义务。他说，“我乐意以这种方式结束”，“我确实渴望随时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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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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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愿望实现了。法庭作出结论，南京的暴行"不是经秘密命令的，就是故意之所为”，并判处松井死刑。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总共是7个日本甲级战犯，包括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后来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
不幸的是，南京暴行的许多主要的罪犯--或那些原可以用其皇家权威制止强暴的人——一天也没有出过庭。
中岛今朝吾将军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去世。由于尿毒症和肝硬化，此人死于1945年10月28日，最严重的一些南京暴行就是其部队所为。有传言说中岛是个酒鬼，是自杀身亡。不过，他的长子说，他的病是由于吸入自他受雇进行化学武器研究和教学之后就接触的气体。凑巧的是，一名美国军事警察来询问中岛有关战争罪行的事，到了他家门口，正好碰上医生在通知其家人中岛死了。中岛的传记作家木材邦宪认为中岛奉行了“不留俘虏”的政策；他引述中岛之子的话说：“如果我父亲活着，他可能逃脱不了死刑。”
柳川平助将军也死于1945年。不过，在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之前，他和朋友菅原丰面谈了几次，他利用他们谈话的部七本记录出版了一本书。虽然这本书主要是赞美柳川的军事业绩(菅原写道，"他是个杰出的人，一个伟大的天才")，但它确实提到达了南京的暴行。柳川对整个事件简直是不屑一谈，他向菅原保证关于其士兵暴行的报告纯属“捏造的谣言”。他反而夸耀说，他的士兵在南京非常遵守严格的纪律，甚至进驻中国人家时他们都小心翼翼地穿上拖鞋。裕仁在日本投降之后又活了很久，但从来不曾为他在战时的行为面对彻底的道德清算。作为日本投降的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同意日本天皇免于审讯，所以没有作为被告，甚至没有作为证人传唤他。因为投降的条件使日本皇室的所有成员免受指控，裕仁的叔叔朝香宫亲王(在他的指挥下制造了“杀掉部俘虏”的命令)也逃脱了审判，使他完不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露面。
豁免裕仁的战争责任的决定及更加糟糕的保留其皇位的决定，后来妨碍了日本人民自身对其二战罪行的历史的觉悟。根据裕仁的传记作者和著名的日本学家赫伯特·比克斯所说：“许多人会觉得难以相信他们曾是侵略和近乎种族灭绝的谋杀的共犯，而他们曾如此忠心侍奉的天皇却从不用为其自身的言行承担责任……麦克阿瑟为后来日本关于战后君主玫体的保守言论准备了根据，这些言论否认昭和天皇曾握有实权。”
裕仁天皇在南京暴行中作用的详情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课题，因为缺乏可用的原始权威资料。不像纳粹政府的记录，由同盟国没收并用缩微胶卷拍摄下来，后来在战争罪行审判中用作证据，日本人在麦克阿瑟将军抵达之前故意销毁、藏匿或篡改了他们大部分的战时文件。甚至连美国占领军确实在1945年设法获得的多数日本高层军事记录——一位教授称这些文献为“历史的无价之宝帼"，也在10年之后，在它们还没有恰当地用缩微胶卷摄下之前，由美国政府令人费解地、不负责任地还给了日本。由于这些原因，如今实际上不可能证实裕仁天皇是否计划、赞成，或者甚至是否知道在南京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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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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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唯一的一部试图阐明裕仁与南京大屠杀有牵连的英文著作是戴维·贝尔加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阴谋》。在他的书中，贝尔加米尼声称，日本设计了一份征服世界的复杂精细的蓝图，而那个决定侵占南京的人就是裕仁本人。贝尔加米尼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故事(表面上看引用了日本的绝密信息)，来说明导致南京悲剧的一系列事件。不幸的是，贝尔加米尼的书受到有声望的历史学家的严厉批评，他们断言他举出根本不存在的原始资料或者引用神秘的、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提供者所说的、惊人而
无法证实的东西。
更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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