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常委、市委书记——我们经常要在电视上见到的。
我挑了两本书，然后去结帐。由于我是常客，所以老板拿出计算器来算一下，要给我打一个折扣。这大概需要一段时间，我便在旁边等着，这时一只手伸过来，将几本书压在老板的计算器上：“来，先给算一下。”
我扭头一看，书记正往书店外面走，结帐的看样子是他的秘书或司机之类。
老板只好将我的帐目先销掉，然后开始打他们的帐。
大概是天热影响情绪，或是出于对秘书这一人种的天生反感，一贯被人加塞惯了的我这次爆脾气发作，用手拍了一下已经挤在我前面的这个人的肩膀：“唉，怎么回事？”
“怎么了？”那人很奇怪地看着我。
“有没有一点读书人的样子？”
“老赵有急事。”那人说。书记姓赵。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急事？”我反问。
已经走到外面的书记听到动静，返身走回来，用眼光发出询问。
“该我先结帐。”我说。
“你这是怎么回事？！”书记对那个人说道。
老板先把我的帐结了。
从那以后，老板给我打的折扣更低，有了好书还先给暖住。我也很得意于他对我的刮目相看，将这段一共进行了六句的对话对周围的知识分子复述了六次。
与老板告别，告诉他以后不用给我留书了，他又提起这段故事。我笑了一下，对他说，如今再有人夸我，我就会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这种话的权利。”
老板大笑。是的，以后我不再拿这种轻飘飘的荣光说事儿了。我确是曾经勇敢过，但也怯懦过，我牛逼过，但也操蛋过。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彷徨、犹豫、分裂和挣扎，连我自己也看不清。
再也没有什么字眼可以概括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就是这么泥沙俱下良莠不齐。
然后，要把这个家搬到北京了。
除了太太的钢琴和我的“黑格尔”电脑，就是那些书。我拿着角尺和计算器，仔细计算了一下这些书的总体积，然后得出一个结论：要把这些书装在纸箱里迁移，共需要五六十个容积为零点四立方米的纸箱。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几乎走遍城市，终于找到一个纸箱厂。与厂家一番交涉，发现适合我用的纸箱只有一种，箱外印的字是“梦中情人超级保险套”，四百磅黑体字，加粗三级，右倾二十五度，阳字立体，格外有气势，看了就让人性起。
站在高大的厂房里（得有四层楼高），看着一垛垛的纸箱平放着堆到房顶，不得不感慨国人对其需求量之大。我当时脑子飞速地运算了一下，平均每一秒中，这世界上有多少对男女在做爱？天，我居然产生了一些诗意，诗风恰似里尔克（28）。
将六十个纸箱运回家，开始装箱、编号、用胶带封好。战斗了整整一天，排满一堵墙的书架终于空了。当年一起往马桶里撒尿的另两头男人，一个已经离婚，一个已经离了两次婚，他们的书架早不知失散到何处，我家这块最后的风景，也在时间的河中消散了。
清晨，石家庄的一家搬家公司将这些箱子搬到朋友提供的货车上，一路飞奔，到达北京，然后是北京的一家搬家公司守侯在新家的楼下，两位朋友也应召而来。
当那些“梦中情人”的超级纸箱被堆在楼门口时，邻居侧目相看，过往少妇饶有兴趣地盯着俺们的裆部，我们的脸迅速羞红。
把纸箱一个个拆开，将一摞摞书摆到书架上，顺便掸掉上面的灰尘，偶尔翻几页，忆起当初买它读它时的情景，发觉这次搬家还是挺好的。
书来了，家才家。
在北京安顿下来后，我发现了自己的贱：石家庄的家很小，却能很舒服地躺着看书，北京的家宽敞了许多，却经常是一个人躲在最角落的阳台上，呆呆地思考人生，不知所终。难道真的是越空的地方，人就越虚？
不管怎么说，书还是要读的。印地安纳·琼斯系列的《圣战奇兵》一集，琼斯父子被德国兵抓住。一个德国军官轻佻地用手里的一枝钢笔抽打着老琼斯的脸，老琼斯忍无可忍，猛地将其手中的钢笔夺下来，瞪着他狠狠地说：“你要多读两年书，就不会这样了！”老琼斯由肖恩·康纳利饰演，气度威严，那厮灰溜溜地收回了手，脸上的肌肉群组成“尴尬”两个字。
尽管我现在更多的时间献给了影碟，但对书还是有特殊感情的。《星际迷航》中有一集，敌人攻上了“企业号”飞船，船长带着一个美女东躲西藏的，最后进了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