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年前我就开始接触电脑了，那时的我正上高中。我所在的重点中学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发展的人才，所以逼着你一定要上一个课外兴趣小组去搞那么几下子，好让你能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上“兴趣广泛”的字样。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无线电，按照我的如意算盘，正好还可以给家里组装一个免费的收音机，但老师说这听着不咋地，于是让我选了另两个，一个是在文艺小组学吹笛子，一个是在计算机小组学Basic语言——这两个特长后来都写在了我的高中学历表中——也仅仅是停留在了学历表中。
八十年代中期的电脑机型是苹果二，它的配置大概还比不过现如今暴发户们用的商务通，那时也没有“人性化设计”、“体贴用户”这种说法，相反，计算机商们偏偏要努力做出高高在上的样子，以显示这种东西的神圣不可侵犯。比如，你如果想走到它面前，必须要先进入一个像省军区军火库一样戒备森严的计算机教室，然后还要换上拖鞋，乖乖，那年头的高中男生可是十天半月都不洗一回脚的。
更操蛋的是，摆在你眼前的电脑不是为你提供服务，而是要让你为它服务的。像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的问题，你说出来还不行，它非要让你编一个程序来执行出那个结果。
最操蛋的是，计算机兴趣小组的那个女辅导老师，一点儿都不漂亮。
于是，我生命中与电脑的第一次接触，就像牙洞中的食渣，除了能证明吃过什么东西外，就没有一点儿用处。
腾格尔
九十年代初，我顺利拿到学士学位，可以大学毕业了。当时的大学毕业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服从组织分配让自己成为一台国家机器，另一种是在中关村这片冒险家走私犯诈骗者的乐园中倒卖机器。
我选择了前一条路，我认识的另一头猪选择了后一条路。
这头猪……怎么说呢，他拥有一根做为男人的巨大本钱，跟他一起洗澡上厕所的其他男人莫不自惭形秽，所以我们都称其为“图腾”，后来在那个蒙古歌手崛起之后又改称其为“腾格尔”。
腾格尔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四处拿红包的记者，但他受其高中同学的蛊惑，两个人一起在中关村倒卖电脑。那时的他真有傻力气啊，骑着一辆自行车，驮着一台或两台电脑，走遍每座山每个水的每条路上，有时哭有时笑的每个地方（2）。
那是一段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时光，他只知道抬头拉车，而埋头数钱的事儿让他的同学包了。
再见腾格尔时，已是1995年。这时的他不倒卖电脑，而开始倒卖字库了。当时各地的报社纷纷告别铅与火迎接光与电，开始采用激光照排设备，腾格尔做的买卖就是给他们私自安装比较齐的华光字库。这套东西用几十张四寸软盘装着，官价要卖一万多，他们只收两三千，还可以给照排车间的负责人好大一笔回扣。
腾格尔找我，是希望能把他介绍我们报社的有关头目，好促成他的一笔买卖。这时我们的情爱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大家纷纷从原来的柏拉图琼瑶式的精神派转化成追求性交时间和高潮次数的体能派，所以腾格尔让我更加艳羡，酒席期间一再追问他有多少艳遇，并准备赠送给他一个新的外号，就是西门庆腰里挂的那件东西——“淫器包”。
没想到我的提问触及到了他心口永远的痛，他马上变成了个爆脾气。经我一再道歉，他才告诉我，几年的颠沛流离，他得了甲亢，淫器包早成了草包。我吃惊之余，注意观看，发觉他端酒杯的手都是颤抖的。
没体力了，有钱也行啊。我又问他的账面上趴了多少钱，他诚实地告诉了我一个数字，甚至还没有我们特能组织记者走穴的同学挣得多。
那笔生意悬而未决的时候，腾格尔忽然听到了一个消息：一直对他说没挣到什么钱的同学兼拍挡，却已经悄悄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
腾格尔也就不知所终了，只剩下那几十张大软盘寄存在我那里。我特宝贝，搁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还配了两包防潮剂——因为这是我拥有的第一套跟电脑有关的高科技产品。
就跟遭到背叛的友情一样，如今那套软盘已经一钱不值。
欺负
电脑的出现，让人的幻灭感油然加剧，因为你不得不悲哀地发现：你永远是落伍的，处于被时代抛弃的境地，身不由己。
我首次接触到实战状态的电脑，是在所供职报社的激光照排车间，操作的权利是没有的，却有在旁边发表意见的责任。但是，我发表的意见往往被操作人员以“做不了”为理由轻易否定，长此以往，对一个男人自信心的打击是巨大的。后来熟悉了电脑才知道，他们当时
就是懒得动，才抬出高科技的玩意来愚弄人。
而当时的我，是多么容易被愚弄啊。某次，组版的女孩去更衣室偷吃糖炒栗子，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组版机前，过了一会儿，我们刚组好的版从电脑屏幕上突然消失，代之以一个连续运动的几何
图案，吓得我当场尖声惊叫，差点儿连保卫科的干部都要惊动。离我最近的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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