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一忠告嗤之以鼻，“我的酒量怎么可能进医院？告诉你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我就从来没有跟医院发生过任何关系！”
一片乌云在我的眼前升起。
煞风景
刚工作那会儿，时间跟口袋里的钱一样空，我们穷得闲得只能打麻将了。
社会的进步是这样完成的：如今一部手机的价格在前些年只够买个数字BB机的，而当年买一部手机的钱拿到现在，几乎就能买一辆降价后的汽车。当年的我们，只能用得起数字BB机，很不方便，智慧就在这样的不方便中应运而生。
一个人只要起了麻意，就给他的老麻友打个传呼，数字留言是1003，表示目前的状态是一缺三。对方有了回应后，下一个求偶信号就成了2002，直至3001。
麻桌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律，一般主动张罗打牌的人肯定要输，而胜利则多属于那些半推半就的人，所以有人在接到邀请时往往要给自己建一个贞节牌坊：“哎呀，我不太想玩。”
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不要死缠烂打，而要很豁达地说：“那我再找阿牛吧。”
那人就扛不住了，不过还要做一下姿态：“求求你再多求我两遍吧。”
这种坏毛病流毒甚广，去年我过生日时，把哥几个拉到一个度假村欢度良宵。一进房间，只见几个男人有的搬桌子，有的找麻毯，有的摆麻将，有的预备烟灰缸，却都扭着屁股娇滴滴地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玩。”然后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向麻将扑去。
打到天亮，兴尽而归，却发现那个度假村山青水秀，曲径通幽，可惜碰上的是浑身上下没半根雅骨的我们，真是媚眼做给瞎子看了。
魂不归
没有人愿意承认打麻将是一件风雅的活动，但我要提一桩跟麻将有关的韵事。
梁启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个提倡维新的政治家，事实上他更是一个文豪兼麻将爱好者。居天津时，他为几家报社撰写时评文章，当时都是报纸付印在即，催稿的人等在旁边，他老人家依然像个铁血战士一样战斗在麻桌上。等到最后一刻，催稿的人抓耳挠腮都要自杀了，他才将牌一推，不慌不忙地将规定好字数的文章一挥而就，文采斐然，满齿留香。
我到天津，特地到梁先生的故居“饮冰室”一游。那是一个小洋楼，去的时候已是一个大杂楼，住了若干户人家。
还真找到一间房，注明是“棋牌室”，内有老梁手书条幅：“手一舞之，文思汩汩而来”。
站在那里，睹物思人，更可喜的是，尽管梁氏的文采风流已是芳踪难觅，但周遭住户的麻将声“哗哗”不断，源远流长，先生若地下有知，也是如闻仙乐耳暂明吧。他若手里已持有五对牌，不知道这时候他老人家是下定决心弄把七对呢，还是随便一个小和了账？
去年，听说天津市有关部门已着手修缮“饮冰室”，这确是件有功德的事，但遗憾的是，那麻将战局不能保持下去了。对梁启超而言，幸，抑或不幸？
长别离
说到保持传统，麻将当然是国粹的一种了。美国有一部科幻片名曰《天茧》（Co），描述的是发生在一家养老院里的老人和外星人之间的离奇故事。其中一个场面是几个美国老头在打麻将，突然从英文对白中冒出一个响亮的词：“peng！”仔细一想，这位老大爷肯定是要“碰”一对牌吧。瞧，外国的麻将语汇都来自我们。
并且，麻将在民间的生命力顽强到根本不需要有人费心去保护，反而需要张科长这样的
人去打击的地步。破“四旧”和“文革”的时候，我外婆没有麻将可打，就跟几个老太太斗起了纸牌，一玩也是十几年。
外婆从六十岁以后，生命基本上都献给了麻将，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她在我心目中是个伟大的人。她以瘦弱的身躯拉扯起一个诺大的家庭，还把儿女们的儿女一个个带大，其中包括我。
外婆心中的好日子可能就是高高兴兴打麻将了，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她就撒手人世。入土那天，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在外婆的骨灰盒旁放了一副新麻将。
我相信外婆的天堂肯定是由麻将构成的，房间号都是麻将名，里面都是狂爱打麻将的人，不用吃饭睡觉，没人耍赖，就是一个玩，天堂里的背景音乐也都是麻将洗牌时的撞击声。
后来跟一个朋友聊天，她的外婆入土的时候，家里人往老人的墓里放了一副现成码好的捉“五魁”门清一条龙。
这是我见过的最有灵感和孝心的殉葬。
有所思
麻将与人生哲理有关，诸如“炮牌先行”、“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塌炕”之类。当你输得裤子都没了，那些得理不饶人的战士还在旁边笑眯眯地给别人发短信：“此处钱多人傻，速来。”这样的折辱经受多了，不用看什么刘墉卡耐基，自然就能成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的人。
某天深夜，我与三个人激战正酣，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时刻来临了，我来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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