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清劳爷这个血淋淋的判断背后到底还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说不清他老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又何在。但有一点是应该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两个字，一定包含着他这几个月来秘密调查所得的部认知和切身体验。这两个血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气写成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虽然说得简单而残酷，但其内涵，和半个多世纪前牺牲在法西斯绞刑架上的那个捷克民族英雄优利乌斯·伏契克最后喊出的那一声：“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是同样的深长和沉重。邵长水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实汇报就完愧对这位老前辈和自己头顶着的那颗国徽。但经验告诉他，如实汇报，一定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就像祝磊是不是自杀的一样，劳爷是不是被谋杀的，必将引发极大的争议。引发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原因，有技术层面上的，但更多、更重要的恐怕还会是政治上的。如果将来案子能查清确是谋杀，那啥事都没了，万一查不清呢（这是很可能的事。要知道，迄今为止，命案的破案率在有些省，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那肯定会惹下大麻烦。有人就会对当初主张这事是谋杀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最早明确说出劳爷是死于谋杀的人，就是他邵长水。
他倒不怕凶手和隐藏在这些凶手背后的策划者和指使者们恨他。警察不让这些混蛋们恨，还能叫警察？他只是担心由此会失去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作为一个老公安干警，他深知，一旦失去组织和领导的信任，那就等于政治上“毁灭”。因此，到时候，他必须拿得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谋杀”一说，不是他邵长水“居心叵测”和“哗众取宠”的发明，确系出自劳爷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一点，连劳爷都考虑到了，否则他不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也要在他的手掌心上留下这样两个血字。留这两个血字，就是为了让邵长水拿去作证的。回 到宾馆，邵长水对着这两个字，琢磨了好一阵子，因为血字在手掌心上无论如何也是持久不了的。怎么才能把这两个字留存下来呢？照相？录像？倒是可以留下这字迹的影像，但都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字确确实实是老爷子自己写的，没法证明这两个字确实是劳爷用自己的血写成的。琢磨到最后，邵长水才想到用一种透明胶片把这两个字从自己的手上“粘拓”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