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而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今康刊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氏所伪作也。”王照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且看：到了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当年与谭嗣同一起在菜市口就义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出来说话了，他把光绪皇帝赐给其父的密诏呈送都察院，请求昭雪沉冤，事虽未成，那份密诏却因此大白于天下，按杨锐之子所献密诏内容如下：
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引者注：指罢免怀塔布、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的上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以上两诏实为一诏的不同“版本”，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沼作了篡改。
关于光绪密诏的真伪问题，在此不可能详尽讨论，我要向读者汇报的是：在本书中提到光绪密诏之处，我采用了杨锐之子所献“版本”，而未用康有为篡改过的“版本”，以期更符合事实。
关于“锢后杀禄”之谋的真实性
军机四章京和康、梁在接到光绪皇帝的密诏之后，有没有实施联合袁世凯以杀荣禄、包围颐和园的兵谏之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是坚决否认的：“当时北京之人，咸疑皇上三密诏中皆与诸臣商废幽西后之事，而政变之时，贼臣即藉此以为谋围颐和园之伪诏以诬皇上也。后康有为将前两谕（引者注：指光绪皇帝赐杨锐密诏及催康有为离京赴沪办报之诏，康有为对后者亦有作伪之嫌，兹不赘述）宣布，不过托诸臣保护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语。”
梁启超否认此事，自然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然而，关于谭嗣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联袁铜后杀禄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不仅“当时北京之人”，近百年来所有关注戊戌变法史的人几乎都相信确有其事，并且不断被史料所证实，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记》。毕永年系湖南人，谭嗣同的同乡、旧友，他在戊戌变法的后期来到北京，参与了康、梁、谭的兵变之谋，直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当日晨才逃离北京。毕永年日记的发现，证实了康、梁、谭确曾实施“围园锢后杀禄”之谋，虽未能如愿，但历史的这一笔却是不能抹掉的。我在的人物对话中提到了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情节，即本于此，而未从梁启超之说。
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戊戌政变和袁世凯的告密有着怎样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