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上帝赐福于皇帝！”林若翰神情庄重地说，“最近，我写了一个奏事摺子，也许对中国的维新变法有所帮助。而我自知才疏学浅，惟恐立论不妥，措辞不当，所以，想请谭大人批阅指正；谭大人看过之后，再清康大人过目，并请他转呈皇上。不知这是否妥当？”
“噢？翰翁真是一位有心人，”谭嗣同兴奋地说，“不知那摺子……”
“我带在身边呢，”林若翰说着，从衣袋里取出一本厚厚的摺子，双手递给他，“请谭大人不吝赐教！”
谭嗣同接在手里，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摺子，先睹为快，见那满篇小楷，虽然字体略显稚拙，书写得倒是十分工整：大英国侨民林若翰敬呈大清国大皇帝陛下：
当兹人间纷扰，国势危迫，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明定国是，维新变法，实英明果敢之举，天佑神州之望。然中国积弊既久，如病弱之人，若方药杂投，不独事倍功半，尤恐促其笃危。而辨症施治之术，纲举目张之策，何也？侨民不揣冒沃，愿为皇上进言……
谭嗣同刚刚读了这开头一段，已经被深深吸引，便说：“翰翁稍坐，这份摺子，我现在就急于拜读，请恕我慢待了……”
“哪里！大人接卷即阅，这是对我的最高礼遇，”林若翰欣慰地说，“大人只管安心披览，我这里不用照顾。我和这位易先生谈谈，不是很好吗？”
“晚生正要向翰翁请教！”易君恕说。这倒不是客套，而是出于真心诚意。这位来自异国的老先生儒雅的谈吐和对中国时局的关切，都已经博得他的好感，他的面前像突然打开了一扇门，迫不及待地要走进去，探寻他渴望了解的一切。
谭嗣同捧着摺子站起身来，朝他们点点头，走进了书房。
客厅里只剩下这国籍不同、年龄悬殊的两位客人。林若翰笑眯眯地端详着易君恕，这位被谭嗣同称为“挚友”的年轻人，文质彬彬，清秀英俊，也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要和中国的读书人交朋友，年轻的一代尤其不可忽视，他们生气勃勃，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在新旧世纪的交替之际，这一代人无疑将对中国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
林若翰胸有成竹，正要与易君恕“坐而论道”，易君恕却先开了口：“听复生兄说，翰翁久居香港？”
“是的，我从二十一岁到香港，至今已经三十八年了。”林若翰答道。初次相遇，互不了解，这些自然是攀谈的话题。便也向他问道：“易先生到过香港吗。”
“哦，没有。”易君恕说。
“若有机会，易先生不妨到香港一游，那是个好地方！”林若翰道。说起香港，他充满了感情，就像远游的人谈到自己的故乡，他在香港居住将近四十年之久，事实上也已经把香港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了。“香港在大洋环抱之中，碧海蓝天，山青水秀，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暖宜人。即使在北方万木凋零、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太平山麓仍然是一片葱绿，鲜花盛开，西式洋房，倚山而筑，参差错落，那景象与中国内地大不相同。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窗外便是一幅天然的海景图画！康有为先生十多年前就曾游历香港，对香港的建筑精美、街市繁华、法度井然，都很为称道。他开阔眼界，接触西学，便是从香港开始。现在，中国有识之士莫不致力于西学研究，香港正是一个观察西方的窗口！”
这一番诱人的描述，易君恕听了，却未置一词。想到那座海岛已被英国割占五十多年，心中唤起的是痛惜之情，那里再好，也难以令他向往，更何谈“称道”！但是，香港仍然牵动着他的心：两个月前挥泪南归的挚友邓伯雄，如今怕也已经算是“香港人”了吧？他自从走后就没有音信，使易君恕一直放心不下！于是向林若翰问道：“上个月，香港拓界的《专条》在北京签字，定于阳历7月1日生效，如今此期已过，不知新安县那边的情形如何？”
林若翰微微一愣。他本来以为，这位年轻人既然谈起香港，兴趣必然在于香港的政治体制、城市建设、金融贸易、新闻出版，这是中国的“洋务派”和“维新派”都深感兴趣的，各有可资借鉴之处，却不料到易君恕关心的倒是维多利亚海峡对岸的新安县——那片尚待开发的新租借地。
“易先生对时局很为关注啊，”林若翰说，他并不打算回避对方提出的问题，一面琢磨着这位尚难以看透的青年，一面侃侃而谈，“拓界确实是香港的一件大事，按照中、英两国的协定，《专条》现在已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