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要了。他本想走开，无须勉强留在这里奉陪那位“鬼子大人”，但和谭嗣同刚刚见面，满腹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却又舍不得离去。几个月来，他在孤独之中苦闷、彷徨，听说谭嗣同在湖南与梁启超等人办时务学堂，创《时务报》，倡导维新，鼓吹变法，中国十八行省，湖南开风气之先，令他十分向往，只恨山重水复，无缘相见；今天，谭嗣同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犹如黑夜中看到了亮光，焦渴中遇见了甘泉，他有多少话急于倾诉啊！
“好吧，在客人到来之前，我们还可以说说话儿……”
“君恕，”谭嗣同望着他那异样的神色，说，“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唉！”易君恕叹息道，积问已久的胸中块垒又被搅起，两个月前在总理衙门被李鸿章斥退、马家铺挥泪送别邓伯雄的情景浮现在眼前，“复生兄，见到你，我心里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残阳西照，酷热已经渐渐消退，路旁的槐荫下吹来一丝凉风。清静的东江米巷，一辆轻快的骡车驶出了巷口。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车辆之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这种小鞍车，它比大鞍车规制小巧，进深仅三尺六寸，行驶便捷。讲究的是山西造轱辘，钉“十”字瓦，摈榔木鞭杆儿，称之为“山西较子摈榔杆儿”。车厢上为穹顶，下置栏板，又有内帏、外帏，一年四季用料都有不同的讲究。如今时值盛夏，这辆车的内帏已经撤去，只挂熟罗帘子，外罩蓝布外帏，左右的玻璃也换了纱窗。像所有有身分的人出门一样，车后尾上站着一名仆人，车夫则跨坐在车前盘上，熟练地甩着那光滑柔韧的模榔木杆儿鞭子，发出一声声脆响。驾辕的骡子，毛色乌黑油亮“一锭墨”，俏耳，长颈，宽胸，细腰，四条长腿矫健敏捷，碎步小跑，蹄声得得。车轴上装着车箭，这是北京能工巧匠的绝活儿，车跑起来，便传出一串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响声，连绵不断，犹如京戏场面上的鼓点儿“放丝鞭”。
这辆地地道道的北京骡车，车厢里坐着的却是一位外国人。他已经年近花甲，白皙的皮肤布满细密的皱纹，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一双微微眯起的灰蓝色的眼睛，上唇和下颚蓄着一部蓬松的大胡子，洁白如银。而他的装束则又是彻底的中国式：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虽在盛夏季节也一丝不苟。美中不足的是脑后没有辫子，瓜皮帽的边缘只露出鬈曲的白发。此人便是英国牧师John
ling，和那身中式装束一样，他还有一个中国化的汉文名字：林若翰。
公元1839年，林若翰出生在英格兰中部美丽的小镇斯特拉特福，那里有葱郁的森林，铺满绿茵的平缓山丘，碧水瀑瀑的艾冯河蜿蜒流过，两岸星罗棋布木结构的乡间民居，还有诺曼时代的老式教堂，青青草地上点缀着雪白的绵羊，牛群缓缓地走过古老的贵族庄园。与繁华喧嚣的伦敦相比，英格兰中部是一片宁静安详的世外桃源，但这才是英格兰的本来面目，被称为“真正英吉利的英格兰”。林若翰的祖上是当地的豪门望族，父亲是一位著名的牧师，他对遥远的东方怀有浓厚的兴趣，曾经打算横渡沧海，到古老的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然而在中国，自康熙末年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长达百余年间，西方宗教一直被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被严厉禁止。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清国门，也冲垮了朝廷禁教的法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们迫不及待地越过浩瀚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从欧洲和北美涌入中国，教会势力在一夜之间迅速壮大，超过了以往的几个世纪。
父亲生前没有完成的夙愿，由儿子实现了，1860年，二十一岁的林若翰在神学院毕业，由伦敦圣公会派往香港，在圣保罗书院任教。一到香港，他就爱上了这座四面环水的海岛，只是不太习惯炎热的气候，每天大量饮水，以补充消耗。他努力使自己适应这方水土，并已像拚命喝水那样，孜孜不倦地汲取中国的文化。每天六点钟起床之后，就去图书馆，教一名管理员学习英文，作为交换条件，对方教他汉文。八点钟才吃早饭，祈祷之后去圣保罗书院给学生上课。数年之后，他的学生以熟练的英文完成了学业，一批一批走出校门，他本人也读完了厚厚的一摞中国典籍，而且从不同籍贯的学生那里学会了广东话、潮州话、福建话、客家话和“官话”，成为一名“汉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