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不就是在乙未科刚刚中的进士吗？至今也还只是六品的工部主事，让五位顶尖级朝廷大员会见他一个人，可谓郑重其事到了极点。
当时，荣禄开宗明义，对康有为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总署，亦非祖制所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竟然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地取材，回答得可谓机敏狡黠，使荣禄一时语塞。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对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问：“然则六部尽撤，则侧尽弃乎？”
康有为对曰：“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
……
那次“问话”，使李鸿章震惊地感到，三年前横空出世的康有为，如今已成气候。平心而论，康有为高屋建领的立论和舌战群儒的辩才，都使他折服。李鸿章为官一世，深知中国积贫积弱，症结在于法治涣漫，官制陈旧，官场腐败，与近百年来崛起于世界的列强各国相比，就像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较之青春焕发的青年，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他渴望变更这种现实，渴望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却又不敢触及那个要命的根本，只能在原有的框架之内小改小革，为此耗尽了心血，熬白了须发。而年方不惑的康有为，刚刚步入政坛就显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直指大清国的要害，出一鸣惊人之语，收振聋发聩之效。李鸿章不敢说的话，康有为说出来了；李鸿章不敢做的事，康有为要亲手去实现。这真让李鸿章羡慕而又嫉妒，自己办了一辈子的洋务，由于康有为打出了“维新”的旗帜而变得陈旧，突然之间黯淡无光。像一匹不甘伏枥待毙的老马，李鸿章不肯让时代抛弃，不愿让“维新”的浪潮淹没，他本能地要急起直追，甚至不惜屈尊俯就，投在康有为的麾下。早在“公车上书”之后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强学会，李鸿章不计前嫌，愿捐银二千两，申请入会，不料却未获批准，想做“康党”而不可得！李鸿章的名声已经臭到这种地步了吗？连步“维新”后尘的资格都没有了吗？那一次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使李鸿章真真切切地体味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孤独和尴尬。他厚着老脸捱过了世态炎凉的三年，以明升暗降的总理衙门大臣身分维持着虚弱的体面，静观着时局的变化。而康有为却锋头正健，新鲜花样层出不穷，今年三月又发起保国会，慷慨激昂，呼风唤雨。这一次，李鸿章不会再主动上门自找没趣了，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觉得，今天的保国会也许仍像当年的强学会一样，风头出得太大了，难免再次落到被朝廷查禁的下场！
只因为易君恕毫无顾忌地说到康有为，使李鸿章浮想联翩。洋务派首领和维新派旗手之间本来应有的声气相通和血脉相连，却又被不可消弥的积怨所纠缠，所间隔，形成积瘀于胸中的一四块垒，难以排遣，难以言说。
“嗯，原来易公子是康有为保国会的人？老夫倒是失敬了……”他喃喃说道，语气中流露出某种失望和怨忽。
“不敢当！”易君恕说，“晚生为南海先生的主张和学说所动，不揣浅薄，慕名追随，虽忝列会员之末，却自惭无所作为，”他毫不掩饰对康有为的尊崇爱戴和自己的保国会会员身分，但也隐隐感到对方似乎听得有些逆耳，于是试探地说道，“还望中堂大人指教！”
“哦，哪里，哪里！‘雏凤清于老凤声’，康、梁诸君与足下之辈，年轻有为，后来居上，老夫早已望尘莫及！”李鸿章尴尬地勉强笑了笑，自谦之辞包含着酸酸的无奈。“不过，康氏以保国为名，发起组织，俨然政党，却在朝臣之中招致颇多议论。荣中堂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在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
说到这里，李鸿章收敛了笑容，眯起那双饱经世故、阅尽沧桑的眼睛，观察着这位年轻人的反应。
易君恕吃了一惊。他知道，李鸿章所说的荣中堂，就是当今慈禧皇太后的内侄、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但他却不曾想到，康有为发起保国会，何以会招致荣禄如此的仇恨，以至于非杀不可，连入会者也要小心脑袋？而耐人寻味的是，李鸿章只是转述别人的话，却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中堂大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南海先生正是痛感国土日割，国势日衰，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保国卫民，一片忠贞之心，苍天可鉴，不知何罪之有？南海先生在保国会上演说，字字滴血，声声含泪，使听者动容，为之泣下！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四，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不必再背了，天津《国闻报》上登了他的讲稿，老夫已经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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