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聋,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和,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于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思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
当年恭亲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曾经有过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道,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时至今日,这位以诸葛亮自比、声称无一日不忘“吞吴”的恭亲王已气焰将尽,卧病在床,朝不虑夕,大清国的外交仍然“以和好为权宜”,也不知“权宜”到何时,当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务,由庆亲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绪十年奕訢遭贬之际,便受命主管总理衙门,十多年来,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现在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复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许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以保证日本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在进行一场中、英谈判。
大堂门口,两名“苏拉”垂手而立,随时听候召唤。“苏拉”为满洲语,本义指闲杂人等,大清国内廷机构中的勤务,通称为“苏拉”。
大堂之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设一张红木长案,宾主分列两旁,犹如纹枰对坐,黑白对奕。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这样下棋,而用于两国谈判,还是跟洋人学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也已经习惯了。
中国方面,谈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许应骙,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张荫桓。其中以李鸿章职位最高,头戴白罗胎凉帽,珊瑚顶,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鹤补服,项挂一百零八颗珊瑚朝珠,脚蹬玄缎厚底官靴,腿边斜倚着一根笔直光洁的西式手杖。李鸿章年已七十有六,本来高大的骨架,已经坍塌松懈,肩背有些佝偻;脸上的皮肉软软地下垂,眼睛下面两
个鼓鼓的泪囊,稀疏的胡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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