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批准“蒙政会”。德王还派私人代表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地区，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常费及建筑费。这次自治运动得到蒙古各阶层和各派的一致赞同、支持。南京政府也于1934年3月，批准成立“蒙政会”，4月在百灵庙隆重举行了蒙政会成立典礼。蒙政会委员中包括白云梯、克兴额、吴鹤龄等国民党中央党政官员，也有阿拉坦鄂齐尔、达理扎雅、郭尔卓尔扎布、卓特巴扎普、尼玛鄂特索尔、荣祥等各盟旗执政王公。还吸收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为工作人员。德王发动和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终于获得了成立“蒙政会”的成果，成为当时国内蒙古各盟旗统一的民族自治机关。
但是，国民党中央对于何谓“共和”仅仅是一个时髦，“领时代之先”的招牌，他们更追求的是国的大一统，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之下实现中国传统的“书同文，车同轨”的统一，根本没有领会共和的真谛。何况，国民党从创始人孙中山开始，便不承认中国为多民族国家，孙中山便说：“中国自广州北至满洲，自上海西迄国界，确为同一国家与同一民族。（《孙中山集》第二卷第487页）”。而蒋介石更是提出“中国没有不同民族，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宗族”。既然这样，德王等蒙古先进分子创立的“蒙政会”，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眼里，就成了一个新型的地方军阀。
而作为在华北有着实际利益的军阀傅作义也容不得在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个机关存在。因此，对于这个有着地方自治性质的民族自治机关，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还是地方政府，都用尽一切手段进行破坏：
1934年8月，蒙政会保安队总队长、德王的日文翻译并为德王办理对外联络事宜的韩凤林，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机关以日本特务的罪名秘密逮捕后处死；
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的“各项税收在蒙地及向蒙民征收的部分应一律劈分蒙古若干成”的规定迟迟得不到落实，于1935年秋，德王与傅作义为蒙旗过境税问题，在乌拉特中旗黑沙图税卡发生冲突，几至交火动武；
乌拉特前旗（西公旗）扎萨克去世，其族侄巴图巴雅尔、石拉布道尔济二人发生争袭事件。盟长云王主张由近支巴图巴雅尔承袭，绥远省当局却硬行将石拉布道尔济扶上王位。后因该旗贵族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发展为德王和傅作义之间武装冲突的起因，死伤几十人；
绥远和察哈尔省当局无视南京政府公布的有关政令，仍继续在蒙旗地区推行屯垦，增设设治局，使得蒙汉矛盾、农牧矛盾越发激化。
在成立的一年中，在与傅作义的较量中处处败北，中央政府又“管不住封疆大吏”的处境下，蒙政会步履艰难，一事无成。如果仅仅是这样，德王只会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实力派的夹缝当中谋求政治权力。在他日后被迫与日本合作后，屡次向要难逃，并对蒋介石表白“内蒙古是寻找蒙古民族自治的路，不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便可说明这一点。
而这时，一股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更强大也更危险的力量逼近了西蒙，那便是侵华日军。
在德王和傅作义矛盾激化的时候。华北被日本人被占领，日军西进已成定局。这时候的德王仍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挡住日本入侵，让自己的自治运动在中国的框架内得以实现。可是，国民政府对于蒙古地区的安危并不放在心上。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对日本西进很担心，曾多次派人给蒋介石、何应钦报告过日本人在西蒙地区设电台、特务机关等活动情况。但得到的只是“尽力拖延日本的行动”的空洞的指示。1935年1月，何应钦以军政部部长身份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上作报告，比较中国和日本两国实力，得出的结论是“与日本立即战争，惟有失败一途”，“华北不能保，更谈不上蒙疆”。在这样局势下，西蒙地区被日本占领只剩时间问题了。
西蒙该何去何从？
德王找同僚研究怎样度过难关时，众人认为：“蒙古人为自己的利益，跟谁都可以合作，既可和日本合作，也可与外蒙、苏联合作”，并提出要走三条路：日本、蒙古国、苏联三者中选择。德王当即表态：“走日本路线太危险，日本有领土野心，我们有被吞并的可能；外蒙古赤化后对王公喇嘛的排挤，我们已经由迪鲁瓦格根和从外蒙古逃亡出来的人们中听得太多了。苏联是控制外蒙古的，外蒙古的一切无不听命于苏联，步外蒙古的后尘实在危险的很。”
国民政府已经要放弃西蒙了，凭借蒙政会和各旗王公武装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日军西进。德王意识到，如果不与日本“联合”，则不是为伪满管辖，就后来的汪精卫管辖的省或县，内蒙古人民的遭遇恐怕更为可悲，与日本以“自治”形式“联合”虽然是饮鸩止渴，在当时的局势下可以说唯一的办法。再加上蒙政会成立以来，发生的韩凤林被杀、与傅作义的斗争失败等等遭遇，终于使德王决心倒向日本一方。
德王之“联日”，可说是无政府弃地之后的无奈之举，但也存在着希望能够在日本人帮助下，实现在自己“自治”或“独立”的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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