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个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为时过早，见不及此，误以为民国永远不如大清，而要恢复帝制，那就大错特错了。
「六君子」解剖
杨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论「现代学识」，由于时代设限，原是个二百五，但其人品潇洒，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时，即颇有才名，也是个极孚众望的学生领袖。与黄兴等两湖革命青年交往弥深；中山亦甚为器重。他虽薄革命而不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选择，对他既不相强，亦不敌视，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阵营，主张帝制，虽不无宰相野心，也不是属投机而毫无个人之政治信念也。杨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经周恩来之介绍，加入第三国际为共产党，亦不能以投机目之。因中共此时在四处喊打声中，已躲入地下，实在无机可投也。杨氏为一转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发现自己错误之后，一朝顿悟，又觉得共产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也。在历史三峡激流之中，看不出历史的方向而随波逐流者，又岂止于杨度这个活动分子哉？时代使然也。
至于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则原是同盟会骨干，辛亥前后为共和革命而拥戴孙公，冲锋陷阵，亦尝出生入死。如今摇身一变，拥袁称帝，可能也是对共和政体失望，穷而思变的结果。革命阵营中之中庸党人，亦未尝疾言厉色，目之为「反骨仔」也。若论严复与刘师培，那时更是当时学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严复为民国时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之之前辈也。他在学术界的地位，笔者所论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当续论之。其影响实未可卒测也。有人曾说，严本无心佐袁称帝，渠之列名筹安会为杨度肆意为之，初未获严之首肯。然严对帝制说初无反感，则可定论。否则帝制失败后，严亦不会躲入租界以策安也。
刘师培更是国学泰斗，与太炎齐名，黄侃之业师也。早年留学日本时，曾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为端方的幕僚，然未废所学也。刘师培（一名光汉）为辛亥革命动乱期中，临时大总统孙文曾通令军，一致护卫的国家级之国学大师也。若说这些人都是为着个人利禄来拥袁称帝，终难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对做皇帝没信心，且曾一再表白无称帝野心，然袁某最后还是购买龙袍违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严复、刘师培等一级的文化大师们，参加劝进的影响。据袁的心腹传言，袁闻严复亦参加筹安会表示极为欢悦云云。见上引李新书，页五七一，转引自「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载「学衡」十期朋友，人总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点。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黄粱作梦。但是已在做皇帝边缘的人物，他们的想与不想，就在一念之间了。
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
袁之称帝虽早有此心，已如上节所述。但是袁世凯也是个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诱惑力虽大，为个人利害着想，事到临头，权衡轻重，他也既想着，又怕着。当他的第一号心腹爱将、时任江苏将军的冯国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觐见袁氏，问及帝制计划时，袁说：「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承继大业？你尽管放心。」
笔者附注：袁世凯对冯国璋所说的这段名言，传世版本甚多，也略有异辞。拙篇所引出自比较更接近原文的张国淦版本。张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凯的总角之交，做皇帝时的不臣之臣，故较为可信也。见张国淦遗稿「洪宪遗闻」，复印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六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页，一三六。以下简称「文史资料」；关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岁的故事，请参阅「晚清七十年」，卷五，有关袁家各章。
袁氏这番话说得近情入理，老冯也信以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处辟谣，说袁总统绝不会做皇帝。袁也曾对徐世昌说过，若有人要陷他于不义，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伦敦去做寓公，不问国事。并说他有个儿子在伦敦留学。他已嘱其略购薄产，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隐居，云云。余曾翻阅当时的美国外交密档，竟也发现美国驻华使领馆，也据之以向华府密报，袁如易共和为君主，中国国内力无足与其抗衡者。然据冯国璋将军所述，以及各方情报的分析，袁总统似无称帝之心也。谁知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为却一天天地成为事实，这不仅使华府洋人自叹情报不确；冯国璋也大为生气。他自认是老袁的头号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绍的袁家的家庭教师。他两家亲如骨肉，而袁氏却对他作如此欺骗。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实吾人如以行为科学的法则来加以分析，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
思想，所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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