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实例细论文。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stantin von Hanne）。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n eff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笔者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没有一部「六法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杜会生活中，最壤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字，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十七八世纪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具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衰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